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罗诉韦德案之前——一部堕胎争议的社会史

　　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2010年夏天，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中心的施莱辛格图书馆（Arthur &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查阅资料。这所研究型图书馆专门收藏美国女性史的档案和论著，对相关议题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山。我彼时对堕胎相关的国会立法和罗诉韦德案的司法史有所涉猎，但仍未接触过社会组织的原始档案——不似今日数据库搜索的便捷直达。所以当我找到全美废除堕胎法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 of Abortion Laws，NARAL）的组织档案便十分激动。创办于1969年，联盟是美国第一个致力于废除各州堕胎法的全国性组织，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之后，更名为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在浏览联盟地方与总部的大量简报、通信、小册子、提案、法律文书、邮政卡片之后，我一方面震惊于这些改革者为废除过时法律发起的多样斗争，另一方面也在档案中迷失，没有找到恰当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仅仅分析组织架构、梳理社会政治活动显然不够。最终这批材料被束之高阁，很是可惜。现在想来，当时也不免存在一种“后世之见”：通过司法诉讼争取宪法权利更值得研究，因为罗诉韦德案一劳永逸地达成了改革者的目标。或许当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学者们会重视1973年以后支持生命权（pro-life）的社会运动是如何日积月累地瓦解罗诉韦德案的根基，也会重新观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多样策略与方法，以汲取经验教训，更会把罗诉韦德案和多布斯案置于美国社会的变迁之中重新审视。

　　北美社会一直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在普通法当中，胎动前的堕胎是完全合法的。胎动是一个非常模糊且主观的概念，通常在怀孕后四到五个月后出现，最晚可到第25周，只有孕妇自己能感受到，他人无法查明。而胎动是怀孕的惟一证据，即便妇女出现了停经现象，也不一定会联想到怀孕。当时的人甚至认为，月经堵塞会影响女性的身体健康，需要采取措施恢复月经。既然胎动才是胎儿获得生命的重要节点，那么在女性感受到胎动之前，采取任何措施都不算违反道德。虽然在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埃伦伯勒爵士法案》（Lord Ellenborough’s Act），把胎动后的堕胎视为重罪，胎动前的堕胎则被视为犯罪行为，但并未被美国人接受。美国法院往往裁定胎动前的堕胎合法，这一原则见于各州的司法判例，例如1812年马萨诸塞州诉以赛亚·班斯案（Commonwealth v. Isaiah Bangs）。

　　如果说，整个19世纪之中，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生育率显著下降，或许是因为广泛流传的避孕和堕胎方法。那么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堕胎黑市和堕胎广告的繁荣，则无疑证明了堕胎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许多报刊“明目张胆”地刊登堕胎药品的广告——“来自葡萄牙或法国的女士药丸，虽然温和、安全且有利健康，但决不能在怀孕时服用，因为会导致流产。”纽约市的雷斯泰尔夫人（Madame Restell）把自己包装为女医生和产科专家，提供堕胎服务，销售堕胎药粉。这一产业给她带来了“名望”和财富，不但在波士顿和费城开设分部，还有着充足的广告预算，令人咋舌。这种现象引来新闻媒体的批判，1871年《》把纽约市的堕胎行当称之为“时代的罪恶”。

　　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科姆斯托克法（Comstock Law），扩大了联邦政府的道德权力。科姆斯托克是当时知名的道德卫士和改革家，在其推动下通过的联邦立法，把避孕和堕胎相关的文本、信息、物品视为内容，禁止传播。科姆斯托克成为邮政部专员，主动打击社会罪恶，在他逮捕的诸多“罪恶之人”中，有不少是销售堕胎药品或提供堕胎服务的人。不过学者们指出，道德与宗教并非当时堕胎被禁止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甚至有医学杂志谴责宗教刊物为了广告收入而刊登堕胎药广告。与19世纪美国声势最为浩大的道德改革——禁酒运动相比，反堕胎运动鲜有新教的教会领导者参与。1860年至1880年间出现的第二波立法限制堕胎浪潮，主要来自医学界和世俗社会的焦虑。

　　公共政策史和医学史的研究表明，1847年成立的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是第二波反堕胎运动的主要力量。美国医学会是第一个全国性医学组织。为了加强医生的专业地位，把执业医师和普通治疗者（lay healer）、江湖庸医、助产士分开，医学会发起改革，要求长时间的医学训练和州颁布的从业资格证，并通过决议，谴责堕胎行为（包括胎动前的堕胎）。霍拉肖·斯托勒（Horatio Storer）医生是反堕胎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撰写普及读物《为什么不呢？每个女人都需要的一本书》，试图教育女性堕胎带来的危害。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医学会游说各州，推动禁止堕胎法令的通过。不过，医学界并不是要彻底消除堕胎，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医生要求在禁止堕胎的法令中增加“治疗性堕胎”（therapeutic abortion）的条款,或增加为拯救女性生命可以堕胎的例外情况，也就是说，执业医生有权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堕胎。不过，医学界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上层领导者往往当众反对堕胎，而私下里，普通医生非常同情女性的堕胎需求。

　　禁止堕胎的医学改革运动，也迎合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以及本土居民对新移民和天主教徒的敌意，所以格外成功。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法院直接裁定堕胎违法之外，其余各州都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两次反堕胎运动虽然成功把堕胎定为违法行为，但并不能消除或禁止堕胎行为。历史学家估算，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堕胎数量不断增加，有人甚至估算20世纪50年代，每年非法堕胎（back-alley abortion）的数量近百万。因为非法堕胎没有可靠记录，所以确切数字难以估量。这种社会现实又让医生、公共官员和律师们重新反思禁止堕胎的行为。人们发现书本上的法律和真实的社会现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1959年美国法律协会组织起早了“州堕胎法范本”（Model State Abortion Law），拉开了堕胎合法化改革的序幕。

　　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两起悲剧事件成为公众與论支持堕胎的催化剂。其一便是撒利多胺剂(Thalidomide)事件。撒利多胺剂是当时在欧美各国广泛使用的镇静催眠药。20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欧洲发现多起孕妇使用该药产生严重副作用的报告。医生发现孕妇在怀孕期问服用撒利至胺剂可导致胎儿的严重缺陷。亚利桑那州的电视明星谢里·芬克拜 （Sherri Finkbine）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第五次怀孕时她服用了这种药物。在无意中读到了相关报告后，她去当地医院寻求堕胎。结果，本地医生们不愿意冒着被起诉和声誉尽毁的风险为她堕胎，因为芬克拜的怀孕并未对其造成危害。最终，她不得不远赴瑞典堕胎。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支持她堕胎，只有32%的人反对。另一起事件是1962年至1965年横扫美国的流行性麻疹（German measles/Rubella)，孕妇若感染上麻疹会导致婴儿的先天缺陷。虽然当时有不少医生冒着风险为孕妇堕胎，但仍有一万五千例缺陷胎儿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