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开启与体系成熟——早期新闻实践与思想发展的理论贡献

　　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期间，就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接受了比较专业化的系统完整的新闻教育，后来又受到成为秘密员的邵飘萍等革命报人的熏陶，对于新闻的革命宣传作用深有领悟。“五四运动”后，他从创办《湘江评论》开始，就积极投身革命报刊实践。他深知报纸是社会的教师，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而在他的早期办报思想当中，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强调报刊的政治性，也就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他在整个新闻思想体系的建构发展中，一直坚持把报刊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1925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负责主编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报》，在他亲自撰写的题为《〈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也就是作为该报纸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此文开宗明义，通俗直言，以一种设问句形式以及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说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这样的表述虽三言两语，却道出了报纸的重大革命目标和历史使命。

　　在中国成立早期，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原理出发，对于新闻的任务和使命也进行过多次论述，他用比喻的手法，提出党报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特别强调红色报刊的战斗功能和任务使命。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献中，经常使用“武器”来形容报纸的巨大作用。早在1931年，由亲笔起草并签署的《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实际上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的一份通令，是对全党全军统一部署的宣传工作要求。关于这样部署的目的和意义，其中就反复强调了《简报》的“武器”作用。文中这样提出：各地各级的有关部门，要把《时事简报》作为“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于是，革命报刊的“武器论”由此诞生，而且自此之后，革命事业的“武器论”就一直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在世界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原创性。尤其是在1941年5月16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又采用设问句的形式讲道：“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2]此句中虽未直接用“武器”，而用“战胜……”一词，这岂不就是“武器”？此时正值延安时期，新闻思想体系已基本成熟。1942年9月15日，在《给何凯丰的信》中，又强调了报纸的武器性质，他说：“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3]不仅直接表达和确定了“武器论”，而且明确批评了不重视报纸的武器作用，指出这是极为错误的。当然，关于报刊的“武器论”观点，绝不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和直白的概念，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他曾经在另外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解释道：“我们地委的，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4]这样的一段表述，连用了三次“武器”概念，从整体全面地强调了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政治工作，以及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要把报纸作为武器。尤其是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更是明确解释了所谓“武器”，就是“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是在革命斗争和整个革命事业中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武器。

　　除此之外，还认为，整个新闻事业无论何时都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就曾直接提出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他这样说：“务必使我们在宣传中增强党性。”[5]这显然也是对于列宁所强调的报刊党性原则的中国化发展，而且也是对于新闻报刊传播政治属性的进一步加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对党报在政治上的要求极其严格，他多次对党报工作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尤其是在革命报刊的办报办刊思想政治原则问题上，曾系统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这篇《谈话》中，一方面明确要求我们党的报纸在办报中实施“全党办报”“群众办报”[6]的方针和原则；另一方面，在这篇《谈话》中，也总结了在土地改革宣传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话》可以说是新闻思想体系建构的标志性文本。有学者概括了他在谈话中所阐述的党报在整个革命事业和具体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一是要利用报纸，及时、尽快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广泛地宣传给群众；二是要充分利用报纸积极教育群众，通过革命舆论，深入广泛地影响群众，从而能够以党的思想路线以及政策纲领提高群众的创造能力，激发群众参与革命和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利用报纸这个纽带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7]，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坚定不移地和中国保持一致，全心全意热爱中国，矢志不渝跟党走。

　　根据自己的新闻传播实践，他一直非常重视新闻报刊在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等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土地革命中后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基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闻宣传理论主张。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8]的重要思想，在人民军队很快建立起来之后，又及时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9]在这样的一段论述中，红军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的战争思想和理论主张，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其深刻表明了中国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谋复兴的建党精神。而这样的宏伟大业，不可能只靠枪杆子来完成。根据自己的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必须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理解和明白红军打仗的目的和意义，这样才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从而为人民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否则，就失去了打仗和红军存在的意义。可见宣传工作的意义有多么重要。1929年12月，甚至专门就宣传问题撰写文章，题目就是——《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在这篇诞生于特殊时期的重要文献中，他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从这一系列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将宣传工作看作“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和“主要任务”，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对忽视宣传工作，放弃新闻宣传，从反面给出了严重的定性和彻底的批判：“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0]这在整个世界的新闻传播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独成一家的。

　　新闻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报刊传播组织群众的功能，这也是无产阶级报刊理论和实践非常突出的特点之一。1938年10月，党中央决定创办《人》杂志。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该刊的任务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还要在“组织上”帮助建立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11]关于报刊的组织功能，实际上是列宁曾经提出来的，不仅继承了其思想，而且更把报纸的组织功能扩展到对于群众的组织方面，甚至扩大到“一切工作”的范围，1940年2月，《中国工人》杂志创刊，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中又说：“《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12]显然，“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本身就是组织功能。

　　系统研究新闻思想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他除了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实际从各个层面阐述报刊的基本问题外，还经常从新闻宣传的实务方面对新闻报刊工作作出具体方式方法的指导。早在中国建党早期，就对报纸提出了战斗报风和革命志向的要求。他创办《湘江评论》以及主编《新湖南》时，就明确宣告以“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为宗旨，以传播、研究、实行民主、科学和十月革命新思潮为任务，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压迫，宣称：“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13]尽管他主办的以上两家报刊相继被军阀查封，他依旧撰写报纸评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六不怕”战斗风格。对于中国最早创办出版的《》月刊，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实际上，“旗帜鲜明”可以说一直是中国红色报刊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共同特色，并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确定报纸的基本风格，对新闻工作者写作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还提出了“精简”“通俗”的要求。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专门谈到了消息的写作。尤其是对《时事简报》这种特殊报纸上的新闻，在具体的格式方面作了非常严格的特殊要求，涉及细微的字数、条数、各地分配的比例等：“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条数至多十条”；在内容上，国际消息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的消息占十分之七；在编辑顺序上，“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出版时间上，“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14]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宣传工作，并不只是讲大道理，而是非常重视从一点一滴的细微之处做起，从每条新闻的字数，到消息内容的顺序和比例，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这样的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包括报纸版面的布局和篇幅分配，以及图片位置和标题字号等安排，都充分考虑到“涵化”效应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原则性问题，如在1942年写的《反对党八股》中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就是对报纸刊登内容的更加规范的理论阐述。

　　此外，还强调新闻宣传要讲究策略、方法和效果。1946年4月，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左”倾错误，提出要“想出补救的办法”，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主张“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其实这并不只是工作的方法问题，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精神的自觉体现。如此人性化的工作，才能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上纠正他们的错误，甚至用“绝对”二字特别强调，要注意在态度上“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15]尤其是在对知识分子的宣传上，提出要注意防止出现“唯成分论”和“唯出身论”的偏向。他主张应当“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16]这也完全体现了他一贯提倡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反对以偏概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而对于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中的好典型和好经验，认为要重视总结和及时推广，从整体上提升新闻机构的业务水平。1948年3月，他在为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的一篇关于山西崞县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报告所写的按语中，肯定了通过典型经验来推动工作的好办法。他指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17]他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18]

　　群众路线，是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根本路线，也是中国所独有的新闻工作的根本路线。而实际上，是创造了中国的群众路线大政方针，由于他所领导的中国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同时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因此也就自然将群众路线引入到了党的新闻工作当中。不仅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建构和认定，而且在体制上规范性地制定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基本方针。群众办报的路线和方针，也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报刊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还对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号召和实施全党走群众路线，这就是全党办报的基本内涵和规则。按照这样的规则，就是要我们的报刊在党的领导下，要面向人民群众，尤其是在新闻宣传的具体工作中，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而且不只是口头上这样讲，一定要保证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新闻生产和报道的全过程。

　　实际上，提倡的群众办报，或者说是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并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在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特别注意面向群众和联系实际。因为他深深懂得，自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这就要首先发动人民群众的大联合。因此，革命报刊就是为群众办，给群众看的。民众的觉醒也好，革命思想觉悟的提高也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也好，都是需要新闻报刊加以宣传和组织的。那么，中国的报刊，怎么能脱离群众，不依靠群众去办呢？所以，在的革命实践中，他一直长期同群众生活和战斗在一起，非常了解广大劳动群众。所以，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全部使用白话文，首先在接受形式上贴近广大老百姓，消除阅读障碍；文章的内容也都是普通劳动群众所了解、所熟悉的一些事实；尤其是，他的文章所宣传的思想也都尽量采用那些能为普通劳动群众所接受的观点。如他所撰写的著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报这一方面，还进一步提出，除了要“从群众中来”，还要“到群众中去”，让新闻宣传真正落实到群众之中。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落实群众办报方针的具体措施，而且是非常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辨精神的重大命题，其含义非常丰富。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第一层意义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注重直接从群众中选拔任用和培养训练出来；第二层意义则是新闻报道的事实，一定要来自于群众的调查研究，“不尚空谈”；第三层意义是，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用群众的智慧生产好新闻报刊和管理好新闻传播事业。其次是“到群众中去”，其第一层意义是我们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一定要亲自走到群众中，倾听群众的声音；第二层意义是把我们的新闻更好地传播到群众之中。认为要引发群众看报的兴趣，使报纸发挥其作用。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中，多次提到读者群众对于新闻的兴趣与传播效果的关系问题，认为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办报效果的前提。他这样的新闻思想，关于兴趣与效果的问题，不仅超越了西方传播学的效果研究的科学性，而且这样的研究在时间点上也早于西方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这样的思想当然也对党的报刊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撰写的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他对于办报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虽然只是要办一份“简报”，但其重视程度却并不简单，其对于新闻理论的很多问题都作了展开的分析论述，尤其是关于新闻传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他认为，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阅读兴趣，他还具体谈到了各种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20]总之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报刊的内容是办报效果的基础，读者的兴趣是其接受的根本条件。如果新闻报刊没办法吸引受众阅读，就不用谈所谓的目的和效果。

　　关于新闻报刊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和方针，从1931年1月到3月之间，先后写出了《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和《〈兴国调查〉前言》两篇重要文章，其中，一方面具体部署了各地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相关新闻宣传的具体性工作，同时也对于新闻宣传工作和调查研究等原则性和理论性问题深入论述，尤其是相对系统地对新闻宣传联系实际的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和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的主要观点就是，新闻报道要深入实际采访调查，新闻写作要内容真实反映实际，所有事例都要完全符合实际，为了保证这样的真实性，首先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细节。他指出：“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21]践行群众路线不能坐在房子里想象，更不能靠粗枝大叶的报告来写作新闻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体系化建构，需要在各个理论层面具有独立建树，新闻实务方面的规律规则，必不可少。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群众路线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新闻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成熟。首先，关于新闻传播的作用和目的，在《谈话》中这样说道，“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都知道”。这当然就是宣传的内容和目的，新闻就是党和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2]这样的表述，直接反映出新闻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其对于新闻传播作用的论述，就是通过新闻报刊的媒介和桥梁，使得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在此基础上，他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实现党的目标与任务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著名论断：“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3]在这次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分析了让群众知道党的政策和认识自己的利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阐述了报纸宣传在这方面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他强调说，“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24]也是在这次的谈话中，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他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这是群众路线思想的深化，不只是深入群众，而且是向群众虚心学习，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说，“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这样的论述确实说到了根本上，要使“不懂得变为懂得”，这样的要求也确实可以改造知识分子，教育知识分子，使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得到提升，所以，深入群众就要向群众学习，“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25]

　　实事求是是新闻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向强调报刊宣传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在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报刊宣传一定要坚持以报道事实为主，用事实说话，这也是早期新闻实践活动中一贯遵循的原则，而且也是他的整体新闻思想体系的最核心构成。用事实说话对于新闻舆论宣传来说，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在对敌斗争中更是有力有效和必须严格坚持的。1925年12月，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26]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当各种各样的敌人在舆论上对我们进行造谣攻击，污蔑抹黑的时候，最有战斗力的方式和策略就是用事实说线年在《怎么办〈时事简报〉》一文中他又提出“文章和材料要有鼓动性”，“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27]。新闻报道“严禁扯谎”，即使在今天，这也是所有新闻报道的最高准则。而且，我们的对敌宣传，我们的舆论宣传的反攻方法，也不需要多辩论，只需要对他们讲：请看事实。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始终强调新闻宣传必须真实，中国要在新闻舆论方面占据主动权，一定要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和装腔作势。他在各种场合和文章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讲真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宣传真理，并且把这些基本原则和原理作为办好报刊和所有新闻事业的重要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新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主动地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结合，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都与时俱进地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如关于新闻要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问题，他在1942年发表的《反对党八股》中，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同年，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对于如何开展正确的调查研究，既有以上这样的原则性表述，更有非常具体的要求，他在许多讲话、文件和文章中反复提倡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又提出：“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28]在中国非常严肃庄重的“七大”报告中，把新闻报道的用词用语严格要求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多么重要。

　　在的新闻思想体系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发展，最核心的一个理论观点就是，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归根结底，对于中国的新闻思想体系，党性原则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于报纸性质的观点是：所有政党都具有其鲜明的阶级性，而新闻报道的党性，所直接反映的就是新闻报道的阶级性。所以，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明确提出“务必使我们在宣传中增强党性”。关于党性的阐述为党更好地领导新闻机构，发挥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深刻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革命活动和新闻事业来说，必须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现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新闻党性原则问题上，不仅特别强调新闻要遵循党的各项原则，而且大力主张和要求“全党办报”，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拓了新局面。